在紫砂壶的艺术世界里，款识不仅是匠人匠心的印记，更是跨越时空的“身份凭证”，成为断代鉴定的核心依据。
紫砂壶的款识分为刻款与印款两类，其中刻款因艺人创作时风格随性不定，且对书法功底要求极高，风格差异较大，鉴定难度颇高；而印款因形制相对稳定、特征鲜明，自然成为断代研究的主要着眼点。
时大彬刻款
印款的时代特征主要体现在印文字体、印文内容与使用方式三个维度，如同层层密码，等待我们逐一破译。
从印文字体的演变来看，不同时代呈现出鲜明的风格差异。
明代制壶匠人对印章字体有着近乎统一的偏好，除极少数特例之外，均以篆书为主导。此时的篆书笔画纤细挺劲，宛如银丝勾勒，透着古朴雅致的气韵，成为明代印款最显著的标志。
陈鸣远款识
进入清代，篆书传统得以延续，但字体风格在嘉庆年间出现了明显转折。嘉庆之前的篆书印款延续明代纤细之风，而嘉庆朝之后，印文笔画逐渐变粗，线条更显厚重饱满，形成了清代中晚期独特的字体风貌。
值得注意的是，楷书印款在紫砂壶史上并不常见，仅在乾隆、嘉庆年间有零星记载，如葛明祥便曾使用楷书印款；嘉庆之后，袁义和、昌记等少数艺人也偶有尝试，但始终未能成为主流。直至民国乃至现代，篆书依旧是紫砂壶印款的主流字体，展现出强大的传统延续性。
曼生壶款识
印文内容的变化，则折射出不同时代的审美取向与社会背景。从明代时大彬的鼎盛时期到清代陈曼生主导的“曼生壶”时代，印文内容始终以文字为主，或镌刻匠人名号，或题写雅句，简洁而内敛。
这种以文字为核心的传统，在嘉庆、道光年间被悄然打破。随着审美多元化发展，花卉、鸟兽、吉祥图案等图记式印款开始出现，让印款从单纯的文字标识升级为兼具装饰性的艺术元素，内容丰富度大幅提升。
清末时期，印款的装饰性进一步增强，印章周围开始出现斜线、波折线等点缀边框的花纹，让印面更显灵动精巧。
到了民国，商品经济的发展推动印款功能革新，具有商标性质的印款应运而生，这些印款往往标注商号名称或品牌标识，成为紫砂壶从手工艺品向商品转化的直接见证。
顾景舟款识
印款的使用方式，同样藏着时代更迭的线索。清初是印款使用方式的创新期，圆印与方印并用的模式由紫砂大师陈鸣远首创，他常用圆印“陈”与方印“鸣远”搭配，形成独特的个人标识。
这一风气影响了同时期的匠人，如郑宁候、邵旭茂、许龙文等均采用“荆溪”圆印与个人名章方印的组合形式。甚至在乾隆朝的官方定制壶中，也能见到这种组合智慧：以圆印“乾”与方印“隆”搭配，既彰显时代特征，又暗含美学平衡。
不过这种圆印、方印并用的方式并未长期盛行，清代中叶之后便逐渐减少，仅在个别匠人作品中偶然出现，回归到单一印款为主的使用传统。
从纤细如丝的明代篆印，到图文并茂的清末款识，从圆方并用的清初创新，到商标化的民国印记，紫砂壶的印款如同一部立体的编年史，记录着时代的审美变迁与工艺演进。掌握这些款识的时代密码，便能在紫砂壶的断代鉴定中拨开迷雾，触摸到每一件作品背后的历史温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