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紫砂壶，是以独树一帜的姿态著称于世的。时大彬为供春的入室高徒，尽得其传。时大彬，号少山，明嘉靖至万历年间宜兴陶人。据李斗《扬州画舫录》载：“乃系宋尚书时彦之裔孙”。他的父亲就是“四大家”中的时朋，父子相传，更有深厚的家学渊源。

时大彬在紫砂的泥色、形制、技法和铭刻方面都有较高的造诣，是壶艺和学养比较全面的紫砂大师。他也是紫砂茗壶发展史上的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当时就被公认为“超越前古”的第一大家。

时大彬画像

大彬制壶，不务妍媚，幽雅悦目，在壶艺风格上适应了明代士大夫阶层所追求的淡雅超俗的审美情趣。早期多大壶，多模仿供春样式，所制茗壶以朴雅坚致见长。后来外出云游，在娄东(今上海市松江县)一带曾与许多嗜茶的文人雅士接触，聆听了著名学者陈继儒品茗论茶的高论后豁然开窍，返去后便根据时人饮茶风尚，改制小而扁的壶，风格为之大变。

当时文人雅士以书斋内陈置“时壶”为荣，“几案有一具，生人闲远之思”。时大彬后期所制茗壶，小巧玲珑，又古朴雅拙，令观者感到“妙不可思”，对他发出观止之叹。当时京城里也有“千奇万状信出手”、“宫中艳说大彬壶”的赞声，其造壶艺术光辉，照耀着整个紫砂工艺的历史。

时大彬紫砂壶：扁圆壶

时大彬一生创作许多经典壶式为后人心摹手追，形制有圆壶、执壶、提梁、僧帽、六方、八角、方扁、瓜棱、玉兰、合葵、龙带等几十种，流传深远，历代不乏珍藏者。他生前广收门徒，如徐友泉、李仲芳、欧正春、邵文金、邵文银、陈俊卿、蒋时英等人，都为一代名家，成为紫砂茗壶的正宗流派。

时大彬的名声，随着他的壶，借助文人的笔，传遍遐迩。许多文献认为大彬的艺术成就远远地超过了他的父亲，“前后诸名家并不能及”，居于“壶家妙手称三大”的首位。周高起在《阳羡茗壶系》里写道：“明代良陶让一时”，所谓“一时”就是指时大彬。后人所说的“时壶”，也是指时大彬的壶艺作品。

时大彬紫砂壶：高执壶

时大彬的创作态度严谨，每有新作，稍不如意，立即毁弃，虽碎弃十之八九亦在所不惜，故一生创作虽多，但留存的作品极少。相反，盛名之下，赝品颇多。

在他活着的时候，时壶就成为一代珍玩，达官贵人还用之殉葬。在他死后，人与壶声誉俱增，竞相收藏，视为圭臬。传到清代乾隆年间，时壶已视若稀宝。至今，存世的时壶已屈指可数了。

时大彬紫砂壶：提梁壶

六十年代后在相继出土的明代墓葬中有所发现，出土带“大彬”款的紫砂茗壶有三件：朱砂六方壶、如意纹盖三足壶及鼎足盖圆壶。目前能根据图样出版可考、标属有时大彬款的茗壶有十三件。今天所见珍藏于各大博物馆以及历年明墓出土的时壶来看，其工艺制作水平也有悬殊，其中会有大彬同时代的仿品和明末清初时期的伪作。

此外，民国时期在上海专门造伪的作坊所出的赝品中便有大彬印款的紫砂茗壶，这些壶大都流落民间。大量的赝品，给鉴定大彬壶的真伪带来了不少困难。

时大彬紫砂壶：僧帽壶

对时大彬作品的辨真识伪，历来笼罩着扑朔迷离的色彩。我们从明清两代文人写下的有关记载中，对时壶的特征可以识其一二。

时大彬制壶常在紫砂泥料中杂以碙砂土，成陶后壶面上闪现出浅色的细小颗粒，产生“砂粗、质古、肌理匀”的奇妙效果。这种“调砂”工艺不仅是时壶及其时代的一大特点，而且成为紫砂壶上一种自然天成的装饰，鉴赏家称之为“银砂闪点”，还赞美它“珠粒隐现，更自夺目”。我们所见南京博物院所藏的紫砂提梁大壶和上海博物馆所藏的紫砂书扁壶便是这样。

时大彬紫砂壶：书扁壶

《扬州画舫录》作者李斗在卷四中说，时壶以壶柄上有指拇痕为标识。壶盖与壶口紧密无隙，这也是时壶工艺的又一特点。

时壶以素面素心为主，绝无绘画装饰，很少诗文铭刻，仅少数在器盖上有贴花装饰，如锡山市出土的三足壶盖面有如意纹。

时壶诸款俱足，就是说他制的壶都有“大彬”或“时大彬制”的刻款。据说最早是请书法家在壶上提写，然后自己用竹刀刻出，后期受到董其昌、陈继儒等文人的影响，不再请人落墨，以刀代笔，直接在壶上运刀刻款，楷法工稳遒逸，时评有“黄庭、乐毅遗意，人不能仿，鉴赏家用以为别”。

时大彬刻款

时壶只用刻划署款，字体为楷书，在紫砂茗壶上用印约在明末清初才逐渐兴起。民国时期紫砂艺人绝少见过时壶真迹，不识大彬款识形式，便在壶上使用当时流行的印章款。我们不时见到有“时大彬制”四字方形有框楷书印和无框单行四字长条印，书体楷篆均有，不难辨识，凡见有用“时大彬制”印款的壶尽皆伪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