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刻字先生
任家的四个儿子似乎都有一种相通的书画天分，即便做朝奉的大哥任淦坤，于店铺迎来送往，记名录账中，亦练得了一手好书法，且在没有受过任何训练的情况下，依然能提笔作画，还画得惟妙惟肖。至于任淦庭，自其少年起就对书画发自内心地喜爱，这是某种源自天赋的吸引力，将双方不断拉近，犹如车轮和车轴，遇和是必然，只差一个契机。
这契机来得很快。二哥走街串巷作画，自然结识了一些同行，恰好任淦庭也到了独立谋生的年纪，需要拜师学徒。问他想做什么，那首先便是以丹青为业。于是几经周转，在别人的介绍下，他幸运地获得了路兰舫先生的青睐。
路兰舫是宜兴当地颇具声名的书画家，专业为上海的各大公司、商号和剧团画布景、广告，同时也经常到宜兴、上袁一带从事彩绘陶刻，其绘画、陶刻造诣在当时均是首屈一指。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16岁的任淦庭正式拜路兰舫为师，从学徒做起。
能够成为路兰舫的弟子，是任淦庭一生难得的机会。之所以这样说，不仅仅因为路兰舫本人的水准极高，也源于在他的身边聚集着一批陶刻家、金石家和书画家，形成了一个探讨交流书画艺术，互相切磋陶刻技艺的“沙龙”。清末是紫砂工艺发展较为特殊的历史时期，虽然在创新设计方面没有显著的进展，但是紫砂工艺技术得到传承和延续，各种不同风格流派的技艺都有优秀的继承者。而紫砂陶刻因其特殊性，正是在这批人的交流切磋中得以完善与发展，甚至成了癖好相投者的共同语言。也正是这些人，将任淦庭带上了紫砂陶刻的艺术道路，决定了他高于旁人的从艺起点。
陈少亭制 帽桶
要明晰任淦庭的从艺过程，就要先理清他与这些人的关系，而要理清这层关系，就要从先于他拜入路兰舫门下的师兄陈少亭开始说起。
陈少亭出身陶艺世家，其父陈伯亭是清末善制壶、精陶刻的紫砂名家。虽然儿子自幼聪慧过人，在宜兴有“灵童子”的美誉，但他颇具远见的父亲并没有让他从小就学习紫砂，而是引导他读古文习碑帖临花鸟，积累了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之后方教授紫砂陶刻技艺。
任淦庭随路兰舫首先学习的是任伯年一路的工笔花鸟、人物神祇，或做下手，配画料作布景画， 配彩釉作紫砂彩绘，按部就班，十八般武艺从头学起。师兄陈少亭则是“带艺投师”，更多学习的是路兰舫的陶刻彩绘艺术，以求名师指点下的技艺精进。
黄玉麟制、陈少亭刻 匏瓜壶
在任淦庭眼中，这位长他六岁的师兄是颇为儒雅书卷的，不论其别有风致、飘逸俊秀的书画作品，还是神韵遒劲、文雅清新的刀路刻功，都让任淦庭心有戚戚，学徒之余，便常常向他讨教。
陈少亭对这位左手作画，认真勤奋的师弟也是颇为欣赏和照顾，不拘于陶刻、书法还是绘画，有求必应，有问必答，悉心教授，几乎成了半个师傅。在陈少亭的带动下，任淦庭之于书画的酷爱逐渐转化为对陶刻的热情，当然，这不仅仅是陈少亭一人影响的结果。
除了上门做生意的客人，来路兰舫家中拜访的，多是陈懋生、韩泰、陈研卿这样的前辈艺人，任淦庭近水楼台，在他们身上也获益匪浅。在这些人中，任淦庭注意到，竟还有一个和自己年纪差不多的小先生，名叫邵云如。
如果说这世上真的有天才，那邵云如的确是紫砂陶刻界的天才。
随着陈曼生开创性地将紫砂与书画有机相结合，被雅致的文人品味所吸引，民间部分紫砂壶亦附庸风雅，在器表饰以彩釉或陶刻。其中，彩釉装饰因破坏了紫砂原有的材质美，也掩盖了其为人称道的透气性，并未大量流行，反而是陶刻装饰，由于嘉道期的文人雅士频繁参与到镌刻创作当中，展现出紫砂壶高雅绝伦的艺术魅力，逐渐成为紫砂壶装饰风格的主流。但历来鲜为人提及的是，陶刻装饰风格的确立，也曾经历过一番波折。
陈曼生
“壶从字贵，字以壶传。”事实上，陈曼生所带来的书画装饰热潮，至清嘉庆晚期，不仅未曾消退，还因商业因素被大量采用而日渐泛滥。在《阳羡砂壶图考》中便有如此记载：“寻常贻人之品，每壶只二百四十文，加刻壶铭者价三倍。”这种情况在道光年间尤为炽烈，甚至水罐、花盆、盘碗、夜壶等物，都刻饰书画，其风气之盛，由此可见一斑。
到了光绪初年，宜兴的一批文人如任瑛、徐敬承、周佐臣等，认为这些日用陶器常有破碎抛弃，是对书画文字的糟蹋侮辱，于是联名上书，请求官方敕令禁止在陶器上刻诗句、店号。至光绪八年，荆溪县同知乃为此立碑，其碑文略为：“据庄毓鋐、冯寅亮等查得宜荆丁蜀山等窑户，所烧茶壶、酒杯、帽架、水罐、花盆、盘碗、烟斗等物，争奇斗巧，却刻诗句，店号，日后破碎抛弃，糟蹋文字，请求敕令整顿，禁止……遵照吩咐，邀请窑、坯户聚会，订立规章条文，发到各窑、坯户手中，禁止违反上述条规。府宪立案，应有所收敛，恭谨遵守。若有愚蠢者仍重蹈前辙，将字刻于夜壶底上，将予以严惩。陶器应以朴素为雅，不必镂刻文字。刻字于夜壶底上，尤属荒谬。为了辨别店号、真伪，可以改印花样，不得违误。如有阳奉阴违者，一定查纠法办，绝不姑宽。光绪八年七月十四示。”
这道禁令很有意思，虽明面上禁绝陶器刻字，但通篇皆主要针对民间日用陶器，更甚者多以“夜壶”为例，对文人雅士所参与的紫砂设计制作却没有明确的限制——矫枉须过正是一面，“可以做，但不要过分”又是一面，恰为紫砂陶刻日后的复兴留有了余地。饶是如此，紫砂陶刻依然沉寂了一段时间，至光绪十九年禁令稍松后，才逐渐恢复，并随着邵云如等人的参与，于清末民初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盛况。
陈士清制、邵云如刻 兽耳斧头尊
自明清以来，邵家壶艺源远流长。其艺分数支：有制壶见长，如邵大亨；有陶刻见长，如邵二泉；有经营见长，如邵赦大。邵云如作为邵赦大之三子、邵大亨的侄子，竟是深得家传，集众长于一身，不仅在二十出头的年纪便以陶刻技艺闻名乡里，更是一名管理干才，有着出色的组织能力。1909年潘宝仁创办“阳羡紫砂陶业公司”，聘邵云如任公司经理，兼职陶刻。
在1910年清政府举办的第一次国际博览会——南洋劝业会上，邵云如以经理的身份组织技师范大生、俞国良、江案卿及其本人，创作紫砂作品参会，并获得“奏奖”。“南洋劝业会”当时设有奏、超、优、金、银五种奖项，以“奏奖”为首，属清廷嘉奖之一等奖。邵云如既是大赛的组织参与者，又担任作品的陶刻手，这在清末民初的陶刻界尚属第一人。邵云如所获荣誉也不止于此。据其孙邵新和在家史中言，他曾获得四块奖牌，惜已散失，然从陶刻家与陶艺家合作、组织参加国际大赛来说，邵云如是当时参与最早、成就最高的一位。
1921年，宜兴利永陶器公司创办“利永陶工传习所”，聘请了“六位老师”，邵云如被聘为专职的“陶刻”老师，成为陶刻艺术教育的第一位专职教师，开紫砂行业培养艺徒之先河。
有成就，方有认同，成就愈高，则认同者愈众。邵云如的艺术成就自不必赘言，而在其出众的组织管理和亲身参与下，紫砂陶刻通过教育、获奖等途径得以发扬，逐渐为人所认可和重视；加之崔克顺、陈懋生、路兰舫、陈研卿、韩泰等一批人的参与，他们以坯为纸，挥洒笔墨，所成作品文采可观，价值倍增，一洗昔日浮夸涣散之风，尽显文人风采，既得时人追捧，亦受市场欢迎。在这些因素的推动下，陶刻在宜兴从由绘画、书法、金石等各家兼职转为正式工种。由于其艺术特性要求从业者具有相当的文化才能，因此当地人便如称呼穿长衫的教书先生一般称专门从事陶刻的艺人为“刻字先生”，而作为正陶刻入专业的领军人物，邵云如当之无愧为“刻字先生”之开山宗师。
顾景舟制、任淦庭刻 大石瓢壶
当然，任淦庭在师傅家遇到邵云如时其尚没有日后那般的巨大成就，但他出身紫砂名门，又极具天资，虽然年轻，其陶刻技艺已得到多位老师的认可，加之性情沉稳、一丝不苟，颇有大家气度，因此即便只小了一两岁，任淦庭向他请教时依然毕恭毕敬，以前辈之礼相待。路兰舫与上袁邵家本就交好，除邵云如登门请益之外，其携徒弟去上袁、蜀山一带做事时，也经常住在邵家，这就为任淦庭向邵云如学习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同龄人本就容易走近，而两个有天赋与爱好的同龄人更容易相互吸引。久而久之，邵云如对任淦庭真的如弟子一般培养和关心，且一如既往，有始有终，即使在任淦庭满师后，只要路兰舫从上海回来住在邵家，邵云如也不忘叫任淦庭来家中共同研讨，领受教益。而任淦庭对于邵云如自是心怀感恩，虽年龄相仿，亦称其一声“老师”。
朱可心制、任淦庭刻 大圆竹壶
邵云如对任淦庭的影响在三个方面尤为突出。
一是陶刻技艺。清末民初的陶刻手法已从追求金石风格趋于表现形式的多样化，由朴拙向精细演进，达到栩栩如生之态，而邵云如刀法丰富、刀力雄健、干净利落，为任淦庭日后娴熟出众的刀功打下了深厚基础。
二是创作理念。邵云如的创作理念为设计在前，意在笔先，强调落刀之前是否做好设计，是一件作品成败的关键。因此，邵云如一生留下了大量的设计手稿。任淦庭在创作上亦严格遵循此理念，其后期所做书稿、画稿均很适宜用刀来镌刻，即使水平较低的人，也能收到一定效果，应是常年设计积累下的习惯。
三是为人师表。邵云如在受聘于利永公司之前，已显示出对于陶刻人才的重视，其待任淦庭如兄如师，有伯乐和培养之功，负责周到，毫不藏私，任淦庭对待自己的弟子亦是如此。邵云如为“六老师”中第一位陶刻专业教师，任淦庭是“七辅导”中唯一一位教授陶刻的先生，看似天意冥冥，实则是师道有序下的必然，陶刻技艺也因此得以传承至今。
任淦庭与弟子合影
任淦庭的绘画审美多得于路兰舫，陶刻技艺多得于邵云如、陈少亭，而他的书法功底，则多得于陈懋生、陈研卿等金石家，至于文学修养，也是在这些人的熏陶下不断积累。
之所以用“多得”这个词，还是源于紫砂陶刻的特殊性。在没有系统教授的时代，只有一方陶桌，几位刻字先生围坐在一起，或从旁指点，或交流切磋，任淦庭置身其间，集众家所长，一如陶刻本身，需要书法、绘画、金石、刀法的融合，然既纳百川，也就无法彻底明晰每条支流的贡献了。
但可以肯定的是，任淦庭的迅速成长，离不开这一辈人的悉心指点。若站在历史的角度，以传承的眼光去看，那任淦庭恰是紫砂陶刻承上启下的节点，甚至可以这样说，陈曼生是开创者，邵云如是发扬者，而任淦庭则是传承者。
文章来源：史书昊《初心在方寸，铁笔镌文章》——任淦庭传略
作者介绍：史书昊，字隐阳，1992年生，苏州大学文学院毕业，现任职于宜兴陶瓷博物馆，兼任宜兴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副秘书长、宜兴市工艺美术学会副秘书长、宜兴市山月文学艺术院陶瓷文化研究创作中心主任，从事文稿撰写、藏品赏析、文字编辑等工作。从业六年间，对宜兴陶瓷文化有深入研究，曾创作多篇散文、评论以及赏析类文章，代表作品有《紫砂花器 大家鸣远》《宫廷紫砂综述》，文字练达，不乏思考，主张以历史的观点看待个人在陶瓷文化传承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