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春天的蜀山窑场，在一个名叫郎玉书的上海古董商人眼里，似乎有一点特别。

并不是蜀山出了什么时鲜的物件，也不是密场出了什么特别的新闻。倒是郎某人怀里揣着的一份壶手名单上，有着一个新鲜而特别的名字：顾景舟。

顾景舟

郎某人在上海，开着一家古玩店，名曰郎氏艺苑，在沪上古玩圈内，颇有名声。其秘诀，还是打的“紫砂仿古”牌。早先藏家玩壶，喜欢老东西。明清以前的名手作品，价格都不低。可是，哪来这么多老壶供人赏玩呢？只能仿制。高手之仿，一出窑就有年纪，那倒不是外在的“包装”，而是在神韵上，仿出了古人的面貌、气息。这样的活，非等闲之辈敢接。

吴德盛陶器行款提梁壶

艺古斋款周盘壶

之前，宜兴民间一些紫砂店号纷纷登陆上海，如“葛德和陶器公司”、“吴德盛”、“阳羡紫砂陶器公司”、“艺古斋”、“利永陶器公司”等。新壶夹杂着老壶，藏家要什么，他们就给什么。如此，上海与宜兴，便被一把紫砂壶连接起来，呈现出名店竞聘名家、鼓励精制创新的热闹景象。紫砂名手脱颖而出，与此大有关系。这在民国紫砂史上，当是重要的一笔。

郎玉书是个旗人，白面，修身，仪表堂堂。他那份壶手的名单上，记满了紫砂名手的名字，其中有陈光明、王寅春、裴石民、蒋彦亭等。这些艺人成名早，壶功了得，在收藏界有号召力，郎老板自然不肯放过。

▲陈光明绞竹提梁壶、王寅春六方抽角壶

裴石民双圈三足鼎壶、蒋彦亭东坡壶

而一个叫顾景舟的年轻人进入他的视野，则是在无意间见到顾壶，眼前顿时一亮的缘故。之前，他或许听人说起过顾景舟的名字，但郎老板更相信自己的眼力。壶，就是人。

他是个做事决断的人，很快就托人找到了顾景舟。见面交谈，是在蜀山大桥下的一家茶馆。郎玉书给顾景舟沏了一壶好茶，而顾景舟则不声不响，从包袱里解出一把牛盖洋桶壶，轻轻放在桌上。这把壶站在那里，如雨后劲竹，让郎玉书深深吸了一口气。

清新。一扫陈旧壶风。气场迥异。郎玉书简直爱不释手。

顾景舟洋桶壶

他当即决定，重金聘请顾景舟，月薪60元大洋，去上海“郎氏艺苑”工作。

顾景舟的第一个反应是，他一生中的一个重要时刻来临了。他沉住气，问：郎先生，鄙人投到门下，做什么工作？

当然是制陶工作啊，郎玉书不假思索地答道。

对于顾景舟和家人来说，这不啻是个从天而降的喜讯。按当时的物价，面粉才几分钱一斤，猪肉也只一角几分钱一斤。县城银行一个职员的月薪10元大洋，可养活一家六口人加一个保姆。60元大洋的月薪，是一份相当高的收入了。

况且，是去上海。对于从未出过远门的顾景舟来说，那是梦一般的地方。

老上海

其时的上海，虽然已沦为“孤岛”，但内地的许多有钱人纷纷躲进上海的租界，在暂时的“象牙塔”里醉生梦死。一种东方都市绮丽的繁华，激活了古玩骨董等收藏品的聚散与流通。

与象牙、彝器、玉器相比，紫砂虽属杂项，但它与饮茶相关，日不可离，又可把玩、鉴藏，风雅的好处自不必说。无论达官殷商、士人名流，都与紫砂壶有着不解之缘。

关于顾景舟去上海仿古的确切年份，紫砂历史研究者们至今存在不同观点。常见的紫砂文献，说到顾景舟的上海仿古生涯，大抵确定在1936年。亦有一种笼统说法，称“30年代”。

潘持平

而另一种观点认为，1936年顾景舟才22虚岁，虽已在蜀山场小有名气，但技艺还不够全面。郎玉书不可能花60大洋聘请一个不太成熟的年轻人去上海。而1939年，顾景舟已经25岁，无论名气、年龄，都较前大得多。

顾景舟的徒弟潘持平回忆说，1985年12月2日，顾景舟在与潘的谈话中，确认自已是1939-1942年在上海仿古，开始在郎氏艺苑，后来到标准瓷公司当技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