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8月6日下午，晚年的顾景舟在自己家中与登门拜访的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黎舒仪和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馆谢瑞华两位女士的交流中，道出了埋在他心里超过半个世纪的心声：
即使是伪作（指百余件照片），仍不失艺术水准，这种仿冒是冒名家之名声，而不是器物。所制作品仍然是制作者及经营者的一种创作。
这是一段不光彩的历史，但是有制作者的创造。

就是这不多的言语，充分反映了 顾景舟对这段经历的眷念，制作这些作品，虽然冒用了他人的名声，但也倾注了顾景舟在这个时期最大的心血和才华。上海仿古的阶段大概持续了两三年的时间，在这期回，顾景舟不仅观摩了大量明清紫砂名家实物，拓宽了眼界，同时也因为和来到上海的宜兴各路高手竞技，技艺日趋成熟稳定。可以这样认为，就是这不屑于过多提及的经历，为顾景舟一生在技艺成就上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他在今后的紫砂鉴真辦伪中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实践经验。

今天，如果我们以辦证的眼光再回看这场民国时期发生在上海的仿古浪潮，除了大家一眼能瞄到的一个 “仿”字外，对于中国紫砂行业，对于像顾景舟这样亲身参与的艺人来说，却有着更深层次的意义。从表面看，这次浪潮以“仿”为形式，为了最大程度地迎合藏家的需求并骗过专家的验视，参与其中的古董商和紫砂艺人为之倾注了他们最大的智慧和最多的心血。这些作品中既有“实仿实”的葬古，也有“虚变实”的创作。其中的优秀作品不仅在当年让许多资深藏家信以为真，并全心热捧，时至当下，不少作品仍被“鱼目混珠”地作为真品散藏各处，有的甚至被视作珍品进人了各大博物馆的馆藏。

合湾陈文彬先生曾收藏一件“高沿矮僧帽壶”，壶底部刻款“生莲居/大彬”。1993年，顾景舟访台期间，陈先生持壶请顾老帮助鉴定，顾老看完笑答道：什么时大彬，这是我做的，上面不是有我的“景记”二字吗？

可陈文彬遍寻壶身也找不到任何除底部刻款以外的印记，再问缘由，顾景舟笑而不答。2012年春，北京保利的工作人员帮陈先生将此壶带到宜兴丁山，请汪寅仙、吴群祥、陈国良、张庆臣几位艺师共同品鉴。在吴群祥的工作室，陈国良用一丸砂泥在壶身内部边转边拓，才在身筒靠近把手一侧的内壁上部发现了“景记”小印的印迹。当年顾景舟制完此壶后，虽然底部落的是大彬仿款，但又在泥片上钤盖了自己印章，然后贴于壶身内不易见之处，出于何种目的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清晰地看出，对于这些托款之作，顾景舟的内心是有一种抗拒的，表现在他把款识以一种隐晦的方式暗藏起来，以致我们今天需要用如此穷究的方式才能读懂真相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