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我们重返历史现场，会发现1939年春天的顾景舟单身一人，正在前往上海郎氏艺苑应聘的途中。

顾景舟

刚到上海，他就遇到了麻烦：按照郎玉书提供的地址，顾景舟从北站下车后，雇了一辆黄包车，前往目的地，车夫看他长得文弱，有意敲他竹杠，原本讲好6角钱车资，偏偏跟他要1元2角钱。

两人正争论，郎玉书闻声出来，手捧一杆白铜水烟筒，一副逍遥样子，见顾景舟与黄包车夫在争论，上前，轻轻将顾景舟推开，对车夫说，这是我家孩子，有事你跟我说。黄包车夫一看，又来了个细皮白肉的先生，竹杠敲得更厉害了，要1元5角，还出口伤人。郎玉书轻轻用手把对方下巴往上一顶，只听得“嘎嘣”一声，那车夫疼得拉起黄包车，转身就逃。

顾景舟很惊讶，一个古董老板，竟然还有武功。郎玉书呵呵一笑，仿佛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刚才，他巧用的是一招广东人的“推手”。“小意思啦。”他说。看了看身材有些单薄的江南书生，他又说了一句让顾景舟几十年后还记得的话：“制壶人，功夫要跟壶一样硬朗！”

老上海

到了郎氏艺苑，顾景舟才知道，这里的“制陶工作”，原来是做仿古的枪手。对此，他并不是一点没有心理准备。郎老板出60元大洋月薪，总要物有所值吧。之前，坊间常常传说，某某壶手，被谁请去做枪手，一做就是几年。紫砂艺人，心是自己的，手往往是别人的。

仿古的帷幕，虽然还没有打开，但他内心早已被新奇和忐忑所占满。期待和疑惑，兼而有之。其时，他并不知道，即将发生的一切，对他之后的一生，非常重要；并且，“郎氏艺苑”将是一个永久加密的限制词。几乎对任何人，他将讳莫如深。

现在，顾景舟已经在郎氏艺苑待下来了。这里的气场是否清朗，运作的规矩又当如何，我们皆不得而知。久远历史的解密，除了当事者的回忆，唯一的办法，只能根据一些可靠的头绪、线索进行推理，最终让文字来引领并修复、再现那个被遗忘的历史现场。

首先，郎氏艺苑的地址，是在公共租界。其时抗战爆发，已近三个年头，淞沪会战中，日军将公共租界北区和东区，作为进攻中国军队的基地，并以海军陆战队代替租界巡捕。

公共租界在事实上被分割成两部分，苏州河以北地区成为日军控制的势力范围，人称“日租界”；公共租界的主体部分，即中区、西区及西部越界筑路区域，分别由英国、美国和意大利军队防守。由此，日本兵不能进入租界的那一带，但他们可以派兵在租界门口站岗。

“郎氏艺苑”就秘藏在公共租界的某一条弄堂里。

历史的景深里，弥漫着旧上海的特有气息。犹太富翁、宁波大亨、印度巡捕、英籍大班、广东厨师、淮北灾民、法国领事、四川作家、东洋浪人、白俄寓公……这些林林总总的混杂人等，每天在顾景舟周围的生活环境里来往穿梭。

春宵的惊梦里，总是误将他乡当故乡。顾景舟每每一觉醒来，便偏着头，等待上袁村头的鸡三遍，等着父亲边咳嗽边迈着小碎步从他窗下经过，去往蜀山茶馆喝茶。而外滩钟楼的钟声，总是从顾景舟恍恍惚惚的乡愁梦境里碾过，给他留下太多的余响。

郎氏艺苑的大门，是包了铜皮的，锁是德国弹子锁，特别大。进门的人，要登记；出门的时候，要搜身。而大门，永远是紧闭的。

顾景舟上班的第一天，即被告知，这里的一切，都不得对外泄露，包括自己的父母兄妹、亲戚朋友。本来，他想站在门口拍张照片寄回去，让父母放心，但是，一看这阵势，他缄口了。

哪天管不住自己的嘴，哪天就离开，永远离开这里。

被郎氏艺苑不欢迎的人，是永远不会成功、永远没有出息的人!

诸如此类、这里的规矩，像屋檐下的水滴，总是没完。

所以，在顾景舟此后的人生，他从来没有完整地向任何人讲述过在郎氏艺苑的一切。

天机，有时是在不经意间泄露的。许多年后，顾景舟在跟友人或徒弟的闲谈中，有时会不自觉地抖出一些“料子”，按我们今天的话说，那都是干货。

首先，是郎氏艺苑的环境。根据顾景舟后来的叙述，大略为我们勾勒出这样一个场景：

灰暗的弄堂深处，低矮的亭子间般的小房子，被隔成一个个空间。壶手之间是不见面的，你能听到隔壁有人在乒乒乓乓干活，但你不知道他是谁，更不知道他在做什么壶。空气里，全是郁闷，作坊和外界完全隔绝。一个人关在小屋子里干活，吃饭时，饭菜由墙上的一个小木窗里递进来。饭菜倒是比家里要强多了，每顿会有几块红烧肉，有时会有新鲜带鱼之类。

在这里，做什么、不做什么，全由郎老板说了算。有时，郎老板会拿来一把老壶，让他仿制。而他仿制的茶壶，并不比原作差，有的，肯定超过了原作。有时，做到一件满意的作品，却不能打自己的印章，心里很纠结。顾景舟心细，就在壶的里面，做一个非常小的印记。